后金融危机时代股票超额收益率影响因素的探索

运用判别分析法和决策树模型对上证180的成分股是否可以获得超额收益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将两种方法的分析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两种方法都可以对上市公司是否可以获得超额收益进行分辨,并且可以找出影响因素。但是从两种模型的结果来看,决策树模型要明显优于判别分析法。从我们的分析样本来看,对企业是否可以获得超额收益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市盈率、市净率、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营业总收入等。在实际中,通过这两种方法,投资者可以寻找出那些具有超额收益率的股票进行投资,从而使得自身的投资结果优于大盘。     

中日股票市场发行制度比较研究

股票发行制度是一国资本市场的准入制度,对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历史条件和经济环境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股票市场规模及效率不同,所以其发行制度也存在很大差异。分析表明,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发行审核体制、信息披露制度和发行定价这3个方面,中国在完善股票市场发行制度方面应该关注这些方面的深远影响。     

后股权分置时代的并购支付方式——国际经验与中国借鉴

本文回顾了最近几年国外对并购支付方式的实证研究成果,同时从美国、欧洲和全球不同地区分析国外主要采用的并购支付方式。我们发现,与成熟证券市场的国家相比,目前我国支付手段过于单一,普遍采用现金支付;股票支付将逐渐成为我国后股权分置时代并购支付的主要手段。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为相关部门提供了翔实而全面的国际经验,并在最后提出相应建议。     

基于因子分析的上市公司股票期权业绩评价研究

本文选择17项指标构建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评价体系,选取30家实施股票期权计划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用统计软件SPSS17.0进行因子分析,得出反映上市公司综合业绩的7个因子,并计算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研究结果为上市公司进行综合业绩评价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股票市场发展对广东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取新的产业结构优化综合指标体系,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实证分析股票市场发展对广东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以此验证股票市场对产业结构优化是否存在积极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对广东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存在积极影响,但效应并不强,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亚洲地区股票指数收益率的波动性研究——基于GARCH族模型

为防范股票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有效地度量股票指数收益率的波动性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运用GARCH族模型,拟合了股票指数收益率的波动性方程,并实证研究了亚洲地区四个最具代表性国家:日本、中国、印度和韩国的股票指数收益率的波动性。结果表明:亚洲地区股票指数收益率的波动呈现出聚集性和持续性,股票市场存在着冲击的非对称性;中国和印度的股票市场抗风险能力比日本和韩国弱,股票指数收益率的波动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     

基于岭回归的中国开放式基金投资风格分析

基于收益率的基金投资风格分析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准指数之间可能存在严重共线性,从而导致结论的推断失真.本文引入岭回归估计方法,消除了解释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开放式基金在2004年2月至2010年3月间的投资风格.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基金的投资风格基本无差异,投资风格的转变更多地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和短期利益的驱使.作者最后对改善基金投资行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EGRACH模型的股指期货对股市非对称性波动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EGRACH模型,利用高频数据,实证检验了沪深300股指期货对我国股市非对称波动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沪深300股指期货与现货市场之间存在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在股指期货初期股指期货对股市的波动有放大作用,在远期降低了非对称性波动,具有稳定股市的功效。     

Firm entry deregulation,competition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and skill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of firm entry deregulation on the returns to skill and education. We exploit a comprehensive episode of entry deregulation, unique in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Using matched employer–employee data for the universe of workers and firms in Portugal, we show that increased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which resulted from deregulation, increased the returns to a university degree and the returns to skill. We verify that our results are not driven by changes in employment composition, and are unlikely to be driven by 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 or by workers who change skill levels after the deregulation.